调研丨毛达：我国垃圾分类实践存在4个典型症结
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在对《无悔前行：垃圾分类的实践教训和基本对策》进行调研时，梳理出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中常见的认知误区和无效做法。
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毛达表示，其中所列的现象，并非绝对是“错”的，但至少是有争议的，或在特定情境下就是有问题的。
具体表现：在工作中以人工分拣替代居民分类投放；认定“分类投放需要更智能化”
有的地方，垃圾分类总是做着做着，就有人开始帮居民分，比如保洁员、指导员，甚至是明确设岗的“分拣员”。但无论从资源投入、产出质量、精神文明建设等多个角度看，先混后拣都达不到垃圾分类的整体目标和要求。
当然，垃圾分类工作并非不能有二次分拣，而是要认真考虑二次分拣可以发生在哪个环节，该怎样实施。
此外，一些地方认定“智能机器替代居民分类投放”，也极不具现实基础。因为迄今为止，还没有哪些智能设备或技术,能很好地替代人们完成分类投放任务。我们不排除将来科技发展到要用AI来完全替代我们生活的一切，但从当下来看，基于公众意识提升、行为改变的分类模式已经得到了大量的验证，我们好好学习和改良这些模式，是务实之举。
具体表现：认为仅靠贴标语、办活动、送垃圾分类桶，就能带来公众行为的改变；认为“分类投放设施越方便居民越好”
一方面，宣教活动中，居民感受到了氛围、接收到了知识、有了点硬件，并不一定就会自觉地分类投放。关于垃圾分类的宣教，有一些常见做法，比如贴标语；搞专家讲座、游戏问答等集体活动；给居民送分类桶、送垃圾袋。但事实表明，这些做法投入不少、收效不大，且容易沦为走过场。
另一方面，真正能影响公众行为改变和习惯养成的关键因素，并不只是“有点懒”。因此，即便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靠近居民家门口，很便民，居民的分类投放意愿也未必很高。复旦大学课题组的李长军博士分析，上海市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近年大幅提升，取决于三大因素：一是确保基本硬件设施的到位；二是明确志愿者、保洁员对其自身的工作定位，并且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行为调整，让居民明确自己的主体责任；三是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在居民的垃圾投放时间段值班，并注意指导和服务过程“动口不动手”。
具体表现：花钱“买”垃圾；厨余垃圾处理走捷径，如推广家用厨余粉碎机等；垃圾收运、处理等后端尚未准备好，就大力推进垃圾分类等前端工作
一些地方花钱“买”垃圾，引入积分制、绿色账户等做法，通过经济奖励的形式来促使居民分类投放。这有助激发不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，但它是否可持续，尚存争议。首先，这种做法如果不配合其他行为干预，一旦停止就难以持续；其次，经济上确实难以持续，因为要达到激励门槛，经济回馈往往要超过废弃物本身的市场价值，违背了经济规律；第三，目前各地逐渐立法确定了垃圾分类是公民的责任义务，过度使用经济激励就显得不合时宜。
一些地方处理厨余走捷径，对快速堆肥机、厨余粉碎机等趋之若鹜。但快速堆肥机价格不菲，运行成本很高，其产物并不是真正的有机肥料，而是烧焦和脱水的有机废料，甚至可能会给土壤造成损害。而厨余粉碎机只是做到了垃圾转移，而非处理。
还有一些地方，“超前问题”严重，连一个厨余处理设施都还没有，就开始要求居民分类投放。因而要求地方马上要有建好并运行的设施，并不现实。但至少要有能够向公众说明的设施建设规划，让公众有清楚的预期。
具体表现：部分地方政府做“甩手掌柜”，盲目依赖第三方；对低价值可回收物等难回收物，仅靠政府补贴等方式“兜底”，而生产者责任却缺位；部分地方政府的非住建环卫部门参与有限。
应对垃圾问题，政府不能缺位。一些地方政府，喜欢把辖区内的垃圾分类整体外包给第三方公司，自己做起了“甩手掌柜”，只去做些表面考核。这种模式存在巨大风险。一是企业本身的经营有很大的不稳定性，一旦出现问题，服务中断，会严重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信任；二是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润，甚至是短期利润，缺乏对公共性和长远性的考量，这本身应该是政府来引领、介入的，结果出现了缺位。
应对垃圾问题，企业不能缺位。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以经济补贴，“兜底“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电子废弃物等。市场失灵，政府应当伸出它的手。但这个手怎么伸却值得商榷。是通过转移支付，把回收不经济的东西都“包圆”了，还是更好地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呢？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，由生产者直接履行回收责任、承担回收的费用，既可提高难回收物的回收率，又可反向促进企业革新产品和包装设计，使垃圾减少。这种干预形式的转换，并不排斥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补贴，而是把它用到更有效的地方。
应对垃圾问题，非住建环卫部门也不能缺位。这项工作涉及住建、城市管理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商务、工商、市监、交通、民政、教育、卫健、农业农村、精神文明办等多个部门。
因此，关键在于如何做好相互协作。有专家建议，需要建立一个更高位阶、跨部门的机构或机制，来完善包含垃圾分类在内的整个垃圾管理的顶层设计与部门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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